先给大家看个数字：我国2024年的大豆产量约为2065万吨（几乎都是非的）融通资产，进口1.05亿吨大豆，同比增长了6.5%——总量合计超过了1.25亿吨，对外依赖度高达83.6%。
这1亿多吨的进口大豆中，有99.12%都是转基因品种，数量高达1.041亿吨。这意味着：我国消费的转基因大豆总量，甚至超过了转基因大豆传统种植巨头——巴西、美国，各自自身的国内消费量。
换言之，我国已是全球最大的“转基因大豆”消费国
2024年，美国的转基因大豆总产量约为1.21亿吨，全球第二名。对外出口了5200多万吨大豆，自身消费量不足7000万吨——不到我国消费的转基因大豆数量的七成。
2024-25农业周期年，巴西的大豆产量在1.7亿吨左右，对外销量略微超过1亿吨，即：自身消费量也是不足7000万吨，与美国大致相当，不到我国消费的转基因大豆数量的七成。
与这两个全球顶级的转基因大豆生产、消费国相比，我国转基因大豆种植虽未普及，但消费却早已“普及”了——量更高，妥妥地全球第一。
这背后，并非是我们对转基因品种有何偏爱，而是一场基于现实条件的战略抉择——我国耕地资源有限融通资产，必须优先保障水稻、小麦、玉米等主粮的绝对安全。
于是，我们将巨量的土地、水等农业资源“外包”给了美洲大陆，通过进口大豆，实质上是进口了我们自身稀缺的耕地与产能，从而换来了国人餐桌上充足的食用油和价格相对稳定的肉禽蛋奶。
这是一种在多重约束下，为了守护“饭碗端在自己手里”这条底线，而必须接受的现实格局。了解这一事实，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复杂性与务实性。
能否从其他国家进口非转基因大豆呢？
我们的主要供应国：巴西、美国、阿根廷等，种植与出口的清一色都是转基因大豆。产量排在全球第四的国家就是咱们自己——已连续三年站上了2000万吨台阶，是全球最大的非转基因大豆种植国。
排在我国后面的是俄罗斯，2024年的非转基因大豆总产量约为705.5万吨。区区700万吨的产量，很少了是吧，但这依然是“创下历史新纪录”后的数值，由此可畅销：前些年的产量有多低。
可就在产量如此低的背景下，俄罗斯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，降低了“原始大豆”的出口量，将有限的大豆原料在国内加工成豆粕（饲料）和豆油后再出口——赚取更多的附加值。
这导致：俄罗斯在2024年销往中国的非转基因大豆数量腰斩至61.36万吨。再加上我国从乌克兰（近4.2万吨），加拿大（3.16万吨）等国进口的非转基因大豆，合计后不足100万吨。
看清楚了吧，并非我们不想多进口非转基因大豆，而是全球非转基因大豆的产量和贸易量都极小。以俄罗斯为例：虽然是我们非转基因大豆的最大来源地，但去年的总进口量也只是61万吨左右，对于超过1亿吨的缺口来说，九牛一毛罢了。
所以，成为全球最大的转基因大豆进口国、消费国，这个看似出人意料的事实，其实是中国在自身资源条件、人民膳食需求和全球市场格局之间，经过精密计算后做出的战略平衡的结果。
它无关偏好，只关乎现实！这背后，是国家为了在确保每个人碗里米饭面条充足的同时，也能让我们的餐盘里有肉有油，所做出的深思熟虑的安排。了解这一点，或许能让我们对每日的一餐一饭，有更深一层的理解。
因此，当我们谈论转基因大豆时，不应简单地陷入支持或反对的二元争论，而应看到其背后关乎国计民生的宏大叙事。这是一套在有限资源下寻求最优解的系统工程，是保障十四亿人从“吃得饱”迈向“吃得好”的过程中，一个理性且不可避免的环节。
每一滴油、每一口肉背后，都凝聚着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维护粮食安全的智慧与远见。大家有条件就购买非转基因大豆油，不一定吃的放心，起码是安心。出门下馆子心里就得有“很有可能吃的是转基因油”的准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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